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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随笔（五十二） 全文约2090字，预计阅读需要4分钟
正文： 杂志记者问：你为什么在2005年提出了要为重大灾难中遇难的同胞下半旗致哀？我说：一、当时中国发生大量的矿难，动辄死亡上百人。我认为中国应当重视每一个生命。美国、俄罗斯等国都为平民遇难下半旗。二、当时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不久，提出以民为本。我认为中国应当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 记者问：根据调查45%的人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在5年中显著恶化，36%的人认为恶化，你同意吗？原因？我说：基本同意，根源在于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在加深。我相信未来领导人会有紧迫感，将促使未来领导人以政改和制度变革来解决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以及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 记者问：中国发生那么多的强拆、强制征地，原因是什么？我说：一是由于政绩、GDP的要求，二是由于缺少法治和民主监督造成的。 记者问中国政府是否真的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我答：我在03年首次对劳教制度提出违宪审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废除劳教，开启了十年来要求废除劳教的先河。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劳教的危害，中央有决心改革它，如果不改革，不但损害法治，也损害政府合法性、破坏社会正义、危害社会稳定。 检察日报记者问该如何看贪官再就业？我说：应当杜绝贪官再次进入公务员系列，有道德和法律污点的人永远不得从政！应当规定贪官出来后五年内不得在原来主管的行业领域就业，同时对于公民哪怕是贪官出狱后的生活应当给予最基本的国民社会保障。 记者问两节前，送礼的队伍车水马龙说明了什么？我说说明一、中国是人情社会，二、中国实行潜规则，官帽子在上级官员手中，三、没有限制送礼的法律，而发达国家都制定法律规定官员接受礼品超过几十美元就算受贿。 记者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我说：一、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二、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法治不完善，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所以一些企业家跑路或者向国外转移财富，甚至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比如重庆黑打、秘密拘押。中国台湾就很好地保障了人民的安全感：政府随便出入没有岗哨，办理事务随时可成，没有烦琐事项。而且平民想怎么就怎么，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保证了弱势者的权利，因此没有上访，没有对于官员的仇恨。 环球时报记者问是否应当对保钓游行打砸抢的受害者予以国家赔偿，我说：如果地方公安对于打砸抢没有履行职责，那么应当赔偿；如果履行了职责，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地方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而非赔偿。 记者请我评论王立军案，我说：判决总体上是合乎法律的、公正的。王立军有罪，同时他揭开了重庆模式的盖子——利用老百姓仇官仇富心态，唱红打黑，非法抓捕众多企业家，这种局部的文革表面上有利于老百姓，但实际上无法无天做法的最终受害者是普通民众。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如何加强中国奶制品安全？我说：一靠改变官僚体制，改变监管者不作为的状况，让监管者接受民主监督。二靠改变散养、小农状况。三靠加大处罚力度。 记者问：中国城市居住人口已经超过51%，是否对于未来领导人是个挑战？我说：城市人口超过50%，表明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比较容易管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业社会分工复杂，城市犯罪严重，更难管理，这对于未来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个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为什么村委会经常与村民相对抗？我说：主要是村民自治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或者因为村书记、家族势力、黑社会凌驾在村民自治之上或者控制了村民选举。解决的办法：合并村，组成大村，或者在乡镇一级选举，能够克服家族势力的影响。乡镇政府不能是赢利型政府，操纵村委会与民争利。 《人才》杂志记者采访个人经历，我说：我是最早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做过农民，在城里扫过公共厕所，所以我关注弱势群体。民营企业家面对公权力，有时也是弱势群体。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我曾经作为主嘉宾谈企业家跑路，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 记者问：最近又有金华市副市长因为腐败疑被双规，为什么腐败倒台的多是副职？胡星斗：一种可能是正职的道德修养确实更高，另一种可能是正职的上面的关系往往更硬，在政坛斗争中副职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中国一些地方，反腐败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记者问：为什么目前中国官员的性丑闻越来越多？我说：因为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一切资源围绕着权力和官员，而官员又缺少监督，自然，金钱、美女都收归官员啰。而且现代反腐败制度的三个支柱——新闻监督、财产公开、权力制约，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官员当然就可以放纵了。 记者问名表门，我答：一、网络反腐具有中国特色。也说明反腐败的主渠道新闻自由、财产公开、权力制约在中国还不能发挥作用。二、网络反腐只是偶尔有效，杨达才只是个别的倒霉蛋，99。9%的贪官都安然无恙。中国没有建立起现代反腐败制度。未来领导人应当会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合法性尽失。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问：废除劳教制度是否正当其时？我答：一、劳教制度是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必须废除。二、领导人一直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我预言未来领导人更会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头等大事，所以废除劳教势所必然。三、劳教成为维稳甚至打击报复的工具走到了反面，应当以行为矫治制度取代。（完）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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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 10: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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